本文是笔者从教以来对旅游业人力资源困境的思考结果。在长期的教学科研观察中，笔者发现专业认同与职业认同的双重危机是导致旅游业人力资源困境的重要的因素。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作为旅业的潜在就业者，对专业的认同度不高，导致了毕业后不愿意从事旅游相关职业，对口就业意愿很低。旅业从业者缺乏职业认同，使得离职率居高不下。这就导致了旅游业“招工难”和“留人难”并存的结构性人力资源困境。在进一步的调研和思考后，笔者发现旅游业人力资源困境的根源是旅业缺乏职业体面性导致的。当潜在就业者和从业者认为旅游职业是不体面工作时，职业污名便产生了，进而会造成专业认同和职业认同的缺失，最后导致了“招工难”和“留人难”并存的结构性人力资源困境。
我们都知道，人力资本是第一生产力。旅游学科和旅游业的专业认同和职业认同危机，成为了旅游学科以及旅业高水平发展的重要阻碍。为了对旅游学科、旅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笔者近年来始终致力于围绕旅游职业的职业认同和职业污名相关选题展开研究。期望通过开展旅游职业污名综合治理研究，重塑旅游职业的体面工作。本文正是该研究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亦是本人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旅游业职业污名的形成路径、作用机理与去污化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选择导游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导游为旅游职业的典型代表，二是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导游乱像使得导游成为了职业污名的重灾区。笔者团队尝试以导游为例，对旅游职业的污名治理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2020年发表在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的论文《新闻与导游职业污名：来自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洞察》，揭示了新闻信息在公众对导游职业污名的感知过程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2021年相继在《旅游学刊》和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发表的论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旅游职业污名影响研究》《导游服务的品质对游客的导游污名判断的影响：亚洲视角》揭示了导游职业污名对导游群体人际压力与离职意愿的负面影响，以及导游群体的能力提升污名治理策略。本文提出的导游职业污名形成机制，是构建导游职业污名的形成、影响与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是导游职业污名综合治理的核心成果。
图1 红色故事金牌讲解员沈莉莉（广东省三八红旗手、广东省委组织部优秀党员宣讲员）
本文主要是采用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本研究访谈时间跨度从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持续7个月，访谈涉及游客群体、导游群体共计28人，受访者基本满足作为信息提供者有足够大的身份差异化的要求，符合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的操作规则。每名受访者接受的访谈时间长度都在 30 分 钟以上，在获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对访谈内容做录音；对于有顾虑的访谈对象，没有强行要求录音，而是结合关键词进行对话补写，并在访谈结束后立即完成尽可能详细的访谈备忘录。经整理，总计获得 840余句有效访谈内容。
在资料处理阶段，笔者团队随机选择 3/4 的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分析和模型构建，素材分析的全过程使用了持续比较的分析思路，不断地对素材进行重读和再提炼，并用于搭建、修正、补充理论框架；剩下1/4 的访谈记录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结果得发现，目前该框架中的范畴已足够充足，未曾发现新范畴，也未曾发现主范畴之间有新的关联。
严格遵循扎根理论分析流程，团队共计提取106个概念和20个范畴，并提炼出6个主范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导游职业污名形成路径模型图。总的看来，从施污者的角度，导游职业刻板由实体感知、社会认知与信息认知 3个部分所组成。其中，公众对导游负面的实体感知是导游职业污名的根源，公众对导游负面信息认知会促进并强化导游的职业污名，公众对导游的社会认知是施加污名的主要途径；从受污者的角度，受限于微弱的话语权与处于弱势地位 的从业环境，导游从业人员难以通过内全体主张的 方式改变施污者对导游的社会认知，只能被动接受职业污名的现状。
很荣幸能在学刊这样的平台与旅游界的同仁分享该研究成果，感谢在研究过程中积极努力配合的深圳市欢乐谷景区和华侨城景区等多个景区的游客和导游群体，他们的无私分享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感谢团队的众位成员为在研究过程中积极交流，思想碰撞，使得本研究得以逐渐完备；感谢本文的匿名审稿专家倾心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使得本文在行为逻辑、理论对话等多方面得到质的提升；同时感谢编辑部的老师们为本文进行的耐心校订与修改！
最后，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旅游业能恢复往日的荣光。旅游专业学生以专业为荣、旅游从业人员为职业为荣！
图3 全国模范导游员刘萌刚（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授予“诚信之星”）
黎耀奇, 宋亚亚, 梁斯琪, 等. 导游职业污名的形成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 旅游学刊, 2022, 37(4): 79-92.
